中國公布的最新經濟運行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國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7.9%，9月同比下降8.8%。一系列跡象表明，外貿穩增長形勢不容樂觀。
除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及協商中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等新型貿易體系框架將會帶來的沖擊外，在WTO組織框架內部，以技術性貿易壁壘為主的貿易保護主義，亦正呈現出加速蔓延趨勢，并對中國得出口企業產生了沖擊。
從影響幅度看，以外貿大市深圳9月發布的針對多家企業的調查結果為例：約34.6%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就規模總數而言，2014年WTO成員共提交2239件TBT通報，除美國通報同比增長74%外，中東地區及“一帶一路”沿線等新興國家，成為數量增加最多的地區。
廣義來看，技術性貿易措施主要指《技術性貿易壁壘協定(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及《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SPS)》所管轄的各種形式的非關稅壁壘措施。這些措施通常以維護國家安全、人類健康和安全、動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環境、質量等為理由，通過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衛生與植物衛生的方式加以實施，構成技術性貿易壁壘。
對產品出口國而言，適當的技術性貿易措施有助于提高其技術水平及產品優勢。但因其不違背WTO組織非歧視性、公平貿易及透明度原則，具有較多操作空間，作為貿易壁壘更具隱蔽性，出口企業應對的難度亦將成倍增加。
“技術性貿易措施已成為繼匯率之后影響我國產品出口的第二大因素，我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的綜合應對亟待加強。”中國檢驗檢疫學會會長魏傳忠如此預警。
所謂綜合應對，除在WTO框架內通過規則化解爭端外，學界指出，企業的解決思路主要有三：一、提高自身產品科技水平以超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限制;二、主動調整出口產品結構;三、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除歐盟及美日等國貿易外，重視開拓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市場。
近期趨勢表明，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背景下，中國大多數出口企業曾主要寄希望的出口市場多元化，因與“一帶一路”等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產業形成日益激烈的競爭關系，正在逐漸收窄。對中國外貿行業來說，借助技術及產品升級實現路徑突圍，不斷提高自身技術的領先性，其倒逼之勢已經形成。
“新災區”
技術性貿易壁壘(下稱TBT)正成為中國企業出口遇到的主要障礙。
國家質檢總局近日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因有36.1%的出口企業受到這一障礙不同程度的影響，2014年中國出口貿易直接損失755.2億美元，同比增加93.2億美元，占同期出口額的3.2%。一旦遭遇技術性貿易壁壘，出口企業的損失主要表現為“喪失訂單”，其次是“降級處理”，其他損失形式還包括退回貨物、口岸處理等。
以行業劃分，受影響較大的產品是機電儀器、化礦金屬、紡織鞋帽、玩具家具、橡塑皮革等。
除反傾銷及退證查詢外，國外主要的TBT手段有兩種：一是設立嚴格、繁復的技術標準;二是出臺進口限制規定。例如印尼國會在2014年通過的《新貿易法》就允許政府通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出口。以此為由，印尼先是限制大量進口合金鋼，而從明年開始，所有進口至印尼的手機亦須配有其國產零部件。
按地域劃分，廣東、浙江、山東、天津、江蘇等中國外貿出口大省“紛紛中招”。其中出口總量約占全國三分之一的廣東，因2014年四成企業受影響，直接損失總額達237.3億美元，成為損失最嚴重的省份。
針對這一波貿易保護主義新趨勢，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郭楚認為有幾個新特點：
一是此次貿易保護主義潮流中，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層出不窮，尤其以技術、專利和綠色環保壁壘為主;二是技術性貿易壁壘明顯增加。各主要經濟體都將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企圖依靠資本和關鍵技術，占領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三是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范圍越來越廣，一些新興國家從保護本國產業出發也開始設置技術貿易壁壘。
《財經》(博客,微博)記者獲得一份由廣東省質監局及商務廳共同出品的《廣東省技術性貿易措施年度報告(2015年)》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提供了一系列相關佐證：
2014年，WTO成員共提交2239件TBT通報，其中美國發布180件通報，同比增長74%。白皮書稱，“美國發布的技術法規通報不僅僅會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產品造成直接影響，還會引起其他國家出臺類似的強制性要求，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
細究TBT通報總數可見：有超過一半的通報是由中東、南美、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成員提交。“新興國家和地區的動態值得關注，如中東是近年來總體通報數量增加最多的地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TBT通報近年來也大幅提升。”白皮書還稱。
“隨著中國自身勞動力、資源成本的上升，越來越多的產業開始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比如東盟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它們過去的工業品主要是依靠進口，現在則變為加工出口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勢必會制定一些比較高的技術標準、法規，反過來限制中國產品進口。”廣東省WTO/TBT通報咨詢研究中心主任陳權近日對《財經》記者解釋。
2012年，廣東遭受TBT造成的直接損失約220.7億美元，在全國占比32.22%;2013年，廣東通過采取措施，為企業減少損失近150億美元，因TBT造成的直接損失占比下降為全國的11.1%;至2014年時，占比又恢復為與2012年相近的31.4%。之所以出現反彈，陳權認為正是受此影響。
“過去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主要采用的TBT手段，現在變成了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這是一個很敏感的趨勢。今后我們應對TBT的關注重點要進行調整，從單純研究發達國家，轉到兼及發展中國家。”陳權說。
而中國出口企業仍大多處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及企業規模仍較小的現實，亦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
白皮書數據顯示：廣東大型機電儀器類企業在2014年遭受的直接損失額約為5.31億美元，只占廣東七大行業類別大型出口企業直接損失金額的9.86%。而小型機電儀器類企業在2014年遭受直接損失金額122.47億美元，占了2014年全省機電儀器類直接損失總額的95.84%，損失更為慘重。
業內普遍認為，這一方面源自企業自身轉型升級、自主研發的能力還不強，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少，產品質量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容易受到國外的技術壁壘的限制;另一方面，企業對目標市場國的技術標準變化不敏感，企業聯合應對國外技術壁壘的能力較弱，以被動應對為主，主動利用WTO規則開展對國外技術壁壘調查做得不夠。
“技術性貿易壁壘實際上已成為貿易的主要障礙，但目前廣東的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還不能適應這一趨勢。”廣東商務廳公平貿易局的一位官員在發布上述白皮書時表示。
應對有別
為應對變幻不停的新舊形勢，中國做了哪些準備?
在此之前，科技部曾提出中國應分三個階段建立TBT預警系統。其在《技術性貿易措施戰略與預警工程方案》中勾勒的方案為：中國分三階段建立部門協調、行業主導、企業參與、科技支撐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預警系統。一年到兩年內，在重點行業建立預警系統，實現快速應對;三年至五年內，提高重點行業標準水平，由被動應對轉為主動應對;五年到八年內，整體打造適應市場經濟與國際化的中國標準，形成從整體上戰略應對的機制。
該方案亦劃分了中國應對TBT的三大問題：農產品(000061,股吧)(食品、水產品、畜禽產品)重點解決藥殘問題、化工產品重點解決禁用產品替代問題、高技術產品重點解決知識產權問題。
中國目前建立的應對架構包括三部分：自2003年起由國家質檢總局牽頭成立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部際聯系會議機制;全國性的WTO/TBT-SPS通報咨詢中心;各級地方政府建立的相關應對機制。三者各司其職，亦有所配合。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量日益增加，多個相關部委亦開始布局實施針對性新政策：為應對TBT問題，國家質檢總局國際合作司林海近日透露，目前已有多個研究機構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認證要求、技術標準要求展開了研究，預計年底可出成果。此外，該局亦將對歐盟、美國等國進行國別技術性貿易措施研究，并加速各級信息系統的建立。
“直接受TBT沖擊的廣東、浙江等大省亦是動作頻出。以廣東省WTO/TBT中心為例，作為該省唯一從事TBT應對的研究機構，其近年來不但專門就TBT成立了研究體系，還在建立預警信息平臺方面展開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時，他們也不斷開展專業知識普及，為各類出口企業提供知識指導和研究型服務。”
TBT具有非歧視原則，本國企業與國外企業一視同仁，故應對不同的國家進行區分：首先，發達國家企業往往具有技術含量高、生產設備先進的優勢，其會通過提高技術要求來提高國外產品成本，減少對本國企業的沖擊;部分發展中國家因為沒有也不會培育相關產業，往往仿照發達國家標準。這種技術性貿易措施，須從技術革新角度進行應對。
“技術壁壘是公平的。當話語權不強勢的時候，只能選擇適應，企業要練‘內功’，不斷提高自身的品質與服務質量。這比冒失地走出去會更好。”深圳一位多年從事標準技術研究的相關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
TBT還存在的麻煩是：一些國家會利用在技術和產業發展上的優勢，以保護公共利益為借口，制定比國際標準更為苛刻的技術標準、法規及認證制度等，來限制和抵消發展中國家在土地、資源和勞動力等方面所擁有的某些優勢，限制其產品的進口，達到保護其本國產業發展的目的。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任清對《財經》記者表示，對于這種情況，有以下幾個判斷方法：
首先是看國際上是否存在相關標準，如存在，很難說進口國的標準是不對的;其次，如果缺乏國際標準，或者進口的標準要比之更加嚴苛，則要看其要實現什么目的。比如兒童的健康等，有沒有科學依據支持，如果沒有，可能違反WTO規則;第三，要看為了實現這些目的是否有替代性措施，假如存在若干個合理的替代性措施，也可以說其對貿易限制超過了必要限度，可能違反規則。
“除此之外，對于越南、馬來西亞等新興制造業國家來說，如果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玩具等低技術性產品的標準，就要進行辨別。如果這些國家自己做不到而對進口產品提出要求的話，也會違反WTO的相關規定。”任清說。
針對這些因政治、平衡逆差及保護主義等目的設立的TBT，WTO組織內亦專門設立了技術性貿易壁壘委員會。根據《TBT協定》等相關指南的規定，WTO成員在制定技術法規、標準、合格評定程序時，凡是其中的規定沒有國際標準、或與國際標準有實質性差異并且對國際貿易造成重大影響的，均應在發布之前向WTO通報，并提供不少于60天的評議期，征求其他成員對措施草案的評議意見，并對這些評議意見進行考慮。
為了在WTO框架內應對已然出現的TBT問題，任清認為可分為幾個層次：
首先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別人怎么要求怎么滿足;其次，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問題提交給相關部門，由其在WTO框架內進行交涉，引起各方關注;第三，必要時利用WTO多邊機制，尤其是爭端解決機制捍衛利益。包括利用WTO/TBT委員會和SPS委員會的例會、WTO貿易政策審議機制和WTO爭端解決機制;第四，如果上述交涉及質疑均不起作用，而中方又認為對方的TBT存在問題，對貿易的限制超出了必要限制，亦可到WTO提出訴訟，作為最后的解決方案。
“從規則角度來說，可能就是這些路徑了。它們是否能夠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要看每個案例的具體情況及跟進情況。”任清說，“除此之外也沒有太好的辦法。”
審慎突圍
除后端被動應對外，出口相關行業如何走到前端，盡快實現從采用國際標準向以中國為主制定國際標準轉變，正在成為國內相關各界的關注焦點。
“積極推動企業實質性參與國際標準制修訂和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是幫助企業拓展國際業務獲取國際市場入場券最有效的手段。”前述白皮書建議。而廣東在此之前亦采取了多重手段對此進行助推。
一項標準被納入國際標準，能決定一個行業的興衰，故標準的制定過程往往博弈激烈。而中國如何從國家層面在TPP及TTIP框架中掌握生物技術、網絡通信、清潔能源、金融服務、電子商務、會計準則等多重全球技術標準、服務準則的制定權，并進行突圍，是考慮的關鍵。
中國的工程技術如信息技術、通信和高速鐵路等發展迅猛，在這些領域制定的數字電視標準、新一代移動通信標準以及特高壓電力傳輸標準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其中部分標準已經上升為國際標準，并實現了產業化。
與此同時，中國其他傳統工業，例如航運和海運、冶金、有色金屬、工程機械、茶和火藥等在標準方面亦具有優勢。而中國的部分中小企業亦開始打破國際巨頭的標準壟斷。
盡管如此，中國目前依然存在缺少兼具行業“破冰”和具有惠民意義的專利標準，嚴重缺乏國際標準化人才，企業標準化意識不強烈等問題。
“根本原因是現行標準體系和標準化管理體制是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政府與市場的角色錯位，市場主體活力未能充分發揮，既阻礙了標準化工作的有效開展，又影響了標準化作用的發揮，必須切實轉變政府標準化管理職能，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2015年3月，由國務院印發的《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下稱《方案》)稱。
《方案》同時明確了建立政府主導制定的標準與市場自主制定的標準協同發展，合理統籌改革優先領域、關鍵環節和實施步驟，通過市場自主制定標準的增量帶動現行標準的存量改革。
為提高中國的國際化標準水平，《方案》提出的建議是鼓勵社會組織和產業技術聯盟、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爭取承擔更多國際標準組織技術機構和領導職務，增強話語權。加大國際標準跟蹤、評估和轉化力度，加強中國標準外文版翻譯出版工作，推動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標準互認，推進優勢、特色領域標準國際化，創建中國標準品牌。結合海外工程承包、重大裝備設備出口和對外援建，推廣中國標準，以中國標準“走出去”帶動我國產品、技術、裝備、服務“走出去”。
但企業的生存法則就是差異化、創新，這意味著將會顛覆標準。除此之外，國外的相關政府性法規變化亦是層出不窮，中國的企業如果閉門造車式的制定標準，雖然比沒有標準好，但往往無法得到海外客戶的認同。
“雖然各方從意識層面上在有意識地避免這種現象，但具體到各個行業中的各個企業當中，情況往往無法預測。”陳權說。
不當地推進技術標準還可能帶來另外一個問題，則是讓相關產業陷入“加拉帕戈斯孤島效應”困境(該島位于南美大陸以西1000公里的太平洋面上，因與陸地相隔遙遠，通過自身進化的種族形成了自身的生態系統)。
這一術語過去被用來描述日本的制造業和IT產業曾面臨的窘境，因在初期就發展起了獨具本國特色的技術、服務和產品，日本制造業的發展最終陷入了孤立境地。
國際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近期發布的一則公告提醒稱，中國在眾多高科技特別是ICT(電子信息)領域制定本國技術標準，此舉將使中國在ICT領域技術和市場脫離全球技術標準規范，難以打開國際市場。
“這就要求中國積極融入國際市場，而不是與之背道而馳。從長遠來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決策者應重新審視技術標準的制定，尤其是要冷靜對待近來盛行的‘抵制國外技術’的態度。”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近日在《學習時報》上撰文指出。
